吴海民、喻国明纵论媒体30年变迁与走势

        深入做理论研究才能在实践中少走弯路

　　主持人：刚刚两位老师把这30年，尤其传媒30年粗略的勾勒已经从很多角度讲过了，不管从喻老师30年的三个方面，还是吴老师30年的3个10年阶段，而且彼此都对对方的话有认同感。其实这30年不光是中国历史，包括中国传媒业的30年，两位老师站在各自领域的高峰上，你们两个在这30年里，在各自的经历里也有自己比较独特的感受，包括走到今天的道路。我从你们两位之前的接触知道了，两位本身就是好朋友，走到今天我看你们两位在传媒上的报道有一个共同点。两位都是不太安本分工作的学者也好、这种媒体老总也好，像喻老师是一位大学教授，但是您不是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人，您一直强调做学问要注重实际的成面，吴总是市场报的老总，很忙很忙，但是除了商海的活动之外，您经常有理论和研究的文章问世，这个喻老师跟您也有交流。我想问一下，你们在本职工作已经这么忙，而且在本领域已经做了那么好的位置上，还去做这些工作，而且过去这些年来你们还特别关注跨领域的探讨工作，这是一个什么原因？

　　吴海民：喻老师在搞理论研究，被称为传媒军师，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引导。我们在实践第一线，也需要一边走好脚下的路，一边看清前面的路，知道产业发展的方向、懂得产业运行的规律，这样才不至于走错路，才知道可以走多远。

　　喻国明：对，一个高明的棋手和平庸的棋手最大的区别就是，高明的棋手他下这步棋应该根据未来3步棋、5步棋的展望来下这步棋，这样对整个战略都是有贡献的。如果仅是走一步算一步，很可能按照某种惯性要走弯路。

　　以我自己的体会来说是这样的，为什么对于产业界和实践界的这种关注程度比较高呢？我想有这样的一些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在中国如果你想要基于中国这样一个现实提升你的理论研究的质量和水平的话，那么你对于中国媒体业的变化、中国社会的变化没有一个深刻的了解你是很难有这样的成果的。有很多人说要跟国际接轨，我也赞同要跟国际接轨，要达到世界经济水平，但是在社会人文学科方面，像在中国这个一个土地上，如果你能解决全世界四分之一左右的这样一个人口、这样一个社会的发展问题，那你的贡献本身就应该是世界级的贡献，我想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或者有这样一个目标，你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在中国不是要解决美国人的问题，不是要解决欧洲人的问题，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就是对世界的一种贡献，对世界学术的一种贡献，我想这个观念是我始终一贯的。

　　第二，在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实践的发展当中，我始终觉得有一个逻辑，就是实践先行、理论跟进、政策相对来说滞后，这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现实，因此在中国如果你想要在理论界、作学术界能够具有这样一个引领潮流，占有有影响力的一个位置的话，你必须要对中国实践界的一些创新、一些做法、一些问题有现实的回答，你在学术的高度上才能够有所保证。像传播学、新闻学是应用型很强的东西，我不相信像应用学科的理论如果不能够解读、预测实践的发展，这种理论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我认为这是可以划问号的。我想这是我们这么多年能够始终一贯的对实践界的发展非常关注，实际上我们是出自于学术兴趣，而我们的着眼点是在实践领域发展的各种各样问题的解读和分析。

　　第三，我觉得也是一个做知识分子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知识分子在一个特殊转型时期的时候，跟常态发展时期的时候，他的角色、责任是不同的。常态发展时期可以扮演自己的角色，可以作出自己个人的兴趣选择，你可以倾向于做一个比较静态的学问，高深逻辑的思辨，你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这也是一种学术风格。但是在一个社会巨变的过程中，而实践界社会发展对于智力的需求，对于研究水平、研究能力的需求，实际上是非常强烈的、非常渴望的。任何一个对这个社会抱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不会无动于衷，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尽自己的社会责任的一种态度。

　　吴海民：谈到京华时报这些年的成功，不仅是实践上的成功，其中也有理论研究上的成功，我们在创办报纸前就是有理论准备的，不然就不会义无反顾地进入这个市场；这些年一直是按照规律办报的，这使我们避免了战略上的失误。

　　喻国明：《京华时报》之所以能够从01年创刊到现在，其实也不是说今年了，就是从去年、前年它的发展已经在北京的报业市场上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一张报纸，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顺的一条发展，没有走大的弯路，虽然中间也有一些小小的曲折、麻烦、困难，但是它的路是走的很顺的，其实就跟组织者的理论思维，对于大的方向的把握，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可能有一些绕不过去的弯子，就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吴海民：京华时报在创办和运行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包括一些理论问题，比如说，如何认识都市报这个市场，如何创新报社的治理结构，如何进行区域市场的竞争和博弈，如何认识传媒业发生的变局，如何认识报纸的衰退期，如何在报纸的衰退里保证自身的持续增长，等等，这些问题是从实践中提出来的，对这些问题的进行理论上的解答可以反过来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具有一些前瞻性，一些预见性。这些年的实践也反过来印证了这些理论研究的成果。比如说，05年我提出报纸出现了拐点，“冬天”提前来到了，进而提出中国传媒出现了一个大变局。同时也提出，在这个“冬天”里一批报纸反而可以脱颖而出，通过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做大做强。具体讲，05年我提出京华时报将会在2008年成为北京市场的第一。几年的事实已经从两个方面对这些理论研究作出了印证。一方面，这几年来传统报纸确实在走下坡路，另一方面，确实有一批报纸在市场的衰退期里获得了自身的增长。今年一季度，京华时报的广告出现了突破性的增长，按慧聪的统计，京华时报广告收入跃居北京的第一，全国的第二。这种增长主要是靠市场份额的转移，我们目前占北京都市类报纸广告市场份额的25%，工商广告的市场份额更大些，特别是在投放量最大的前20个品牌中，京华时报的市场份额达到35%。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把握规律，才有正确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