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大公报》中国首次奥运之行报道回顾

        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历程充满戏剧性。

　　从1907年张伯苓先生在天津青年会第五届学校联合运动会的颁奖式上提出要参加奥运会开始，中国人已经有了对于奥运会的向往。但是，参加奥运会对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1932年，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举动，使得中国人仓猝间闯进了奥运，迈开了中国奥运之行的第一步。

　　当时的中国，正值日本制造“9·18事变”，入侵中国东北。面临战争，国民政府放弃了原有派出足球和田径选手参赛的打算。但是，日本为了让自己扶植起来的伪满洲国获得国际上的认可，却决定让伪满洲国以“新国家”的身份派选手参加在美国洛杉矶的奥运会。

　　为了粉碎日本的阴谋，国人强烈呼吁派代表中国的选手参赛。于是中国民间组织与热心人士积极运作，在距离奥运开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促成中国这首次奥运之行。东北大学体育系学生、短跑健将刘长春，成为这次奥运之行的唯一参赛队员。此次奥运之行，被当时的媒体称为“刘长春单刀赴会”。对于这一次传奇而坎坷的中国奥运“处女秀”，中国媒体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作为当时国内南北两家重要的媒体，《申报》、《大公报》均对此进行了报道。

　　站在奥运盛会即将在中国举办的2008年，回顾当年中国人第一次出洋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情景，当时国人的抗争与失落、报人对于体育的理解与呼唤，仍然清晰可感———

　　《申报》报道 丰富全面

　　作为坐镇上海的国内权威大报，《申报》的报道可以说是敏锐而全面的。它既敏锐地把握住了这次奥运之行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也全面报道了此次征战奥运的全景。从1932年7月1日至8月23日，《申报》共发表奥运会报道181篇，全部刊登于教育消息板块中的“体育”栏里。中国队组队参赛开始，到最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官员赴美参加世界体育会议结束，《申报》对于整个奥运行程进行了全面的报道。

　　高度关注与评价此次参赛的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

　　1932年7月1日至1932年7月31日，《申报》刊登了8篇与刘长春参加奥运会相关的新闻，对于整个参赛风波的过程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回顾，例如对于参赛动机的阐述，《申报》充分揭示参赛过程的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如《世界运动会中华选手刘长春昨日安抵上海》报道，指出刘长春此次“参加大会意义有四”：第一是“使满洲伪国不得参加，不得在国际上得地位”；第二，“刘为东北人，可乘机向世界青年宣传日侵我东北，主持伪国真相”；第三，“开我国运动史上新纪元，使国旗首次飞扬于世界运动场上”；第四，“志在观摩各国，促进我国体育，胜败非所计”。①《威尔逊总统轮今晨送刘长春宋君复赴美》的报道，则突出强调“刘君亦为中华参加亚林匹克（按：即奥林匹克）之第一人”的深远历史意义，认为这个举动是“破天荒最值得纪念之新纪元”，“其意义之深远，使命之重大，于刘君启行之今日，安可不表而出之” ，并希望通过赴会与世界体育发展的先锋力量切磋交流，“与各国选手携手，以促进国际体育地位”。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