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诞生记——访创办人之一杨奇

    开场白：1957年10月1日，《羊城晚报》横空出世，迄今整整半个世纪了。

　　从创刊之日起，《羊城晚报》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爱和支持。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它立即受到冲击，1966年12月13日便“死于非命”。直到“四人帮” 垮台之后，它才得以“死而复生”―――于1980年2月15日光荣复刊，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为了纪念《羊城晚报》创刊50周年，我们这些早已退役的老兵，自愧没有多大贡献，只是作为创刊见证者之一，尽可能准确地回忆一些史实，供新一代的“羊城晚报人”参阅。司马迁说：“述往事，思来者”。我们希望，历史不仅属于过来人的记忆，而且有助于后来者的思考。

　　司徒炯昌（以下简称司徒）：关于“文革”前《羊城晚报》创刊9年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这些年来已有了不少很好的论述，特别是阁下那篇《为社会主义报纸作出新的探索―――“文革”前羊城晚报九年工作的回顾》（全文收入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的《晚报纵横谈》一书），对《羊城晚报》这段历程作了很全面的总结。要说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羊城晚报》从“十月怀胎”到“呱呱坠地”是怎样经历的，这方面的文字过于简单，不够详细、系统。本人吃了一辈子新闻饭，干过校对，干过编辑，也干过行政工作，遗憾的就是没干过记者。今天，就斗胆当一回“临记”，围绕《羊城晚报》是如何“催生”出来的这个话题作一次访谈。希望您从“盘古开天地”说起。

　　杨奇（以下简称奇）：你说得不错。关于《羊城晚报》的筹备过程，过去没有适当的场合专门谈及，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尽可能详细地谈谈。

　　众所周知，《羊城晚报》是我党执政后创办的第一份社会主义大型晚报。1957年是风雷激荡、瞬息剧变的一年。这一年的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七天之后，毛泽东主席还特地为党中央写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为此，广东省委在5月份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征求各个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意见。座谈会上，许多人都建议多办一张报纸，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供园地。6月26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对150多名作家、戏剧家、美术家宣布：接受党外人士的善意批评，决意开辟一系列贯彻“双百方针”的园地。接着，中共广东省委根据陶铸的提议，决定出版《羊城晚报》，并把这个任务交由南方日报编委会负责。

　　司徒：正如您所说，1957年是风雷激荡、瞬息剧变的一年。在“反右”斗争高潮中创办《羊城晚报》，风险是很大的，陶铸为什么敢于这样做呢？

　　杨：这一点，说来话长。最近，我应有关方面之约，写了《陶铸与羊城晚报》一文【注1】。我认为：没有陶铸同志的政治胆识，就没有《羊城晚报》。

　　司徒：我是在1957年8月份以后才从南方日报“校头”（校对组长）的位置上调到晚报的，当时是个“普通一兵”，对于编委会如何筹办这张报纸，知之甚少。请你详细地谈谈好吗？

　　杨：为了筹办《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编委会议论过多次，并于7月底抽调杨奇、邬维梓、刘逸生3人，成立了筹备工作小组。8月22日以后，又陆续增派陆玉、陈眉、江林参加筹备工作。

　　8月中旬，王匡（时任省委宣传部长）找我去谈话，传达省委的意见：《羊城晚报》必须在10月1日国庆节创刊。我回报社后立即向时任南方日报总编的黄文俞作了汇报。8月20日，南方日报编委会开会，会议由黄文俞主持，出席的有黄文俞、李超、杨繁、姚熔炉、何文等人。在讨论到如何保证晚报在国庆节创刊时，姚熔炉认为时间太急，不好办。李超则强调：关键是人，应尽快把办晚报的编辑、记者抽调出来。会议最后决定由李超兼任《羊城晚报》总编辑，并初步商定了从各部抽调给晚报的干部名单。经再三回忆，晚报创刊前和创刊初期先后转来的有何军、方亢、杨家文、司徒坚、俞敏、李佐兴、黄伟经、司徒炯昌、苏少泉、周毅、艾治平、梁朝泰、马锦炽、何欣、傅荣清、朱宗海、梁宇皓、陈秋舫、容洁如、傅振雄、张仲芳、刘军、苏仲炽、蔡妙影、苏若冰、孔琼珍、陈恺、黄荣凡等人。此外，还有从北京新调来的编辑人员芧荻。（到了1958年6月，李超调往广东省委工作，便由黄文俞兼任总编辑，并成立《羊城晚报》编委会，由我代总编辑主持编委会议；何军、方亢被任命为副总编辑，杨家文、司徒坚被任命为编委会委员。此是后话。）

　　司徒：说起孔琼珍，她还是我的师傅呢。有一段时间她负责体育版的组版工作（口头上叫做“画版样”），是她教我如何画版样的。

　　杨：筹办一张全新的晚报，真是千头万绪。办报方针、版面内容、栏目设置，固然必须着重研究；各部门如何协同作战、记者如何采写当天发生的新闻，也得认真考虑。此外，发行工作以至办公桌椅，都得过问。幸好《南方日报》已创办多年，后勤工作上了轨道，经管处主任洪文开更是积极支持，这才使得我们可以集中精力研　究办报方案。

　　筹备小组最大的困难是谁也没有办晚报的经验。我和邬维梓、刘逸生3人虽然曾经在香港和广州从事新闻工作，但做的是日报某个方面的业务。至于对新中国的晚报到底应该怎么办，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作依据。于是，我和邬维梓、刘逸生走出报社，分别拜访教授、中学老师、民主人士、各界精英，征求他们对晚报内容的意见。回来后就交流看法，既务虚又务实。

　　经过多次讨论，筹备小组很快就取得三点共识：要敢于冲破照搬苏联办报经验的桎梏；要敢于摆脱党委机关报那套办报模式；要敢于吸取我国报纸力求满足读者需要的优良传统。

　　司徒：这三点共识，今天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三个“敢于”真是太不容易、太重要、太精彩了。我在羊城晚报这几十年，就是在这三个“敢于”的指引下这么干的。

　　杨：有了这些共识，思路就豁然开朗了。邬维梓是分工研究新闻版的，他说：解放前的报纸靠什么争取读者呢？一是新闻主攻―――每天要有“独家新闻”和“社会新闻”，先声夺人，使读者非看不可。二是副刊主守―――副刊要办得多姿多彩，还要有一两篇连载小说，引人入胜，让读者追读下去。他着重谈了对新闻和对记者的要求：“既然晚报不必承担党委机关报的任务，就更加不必顾忌，凡是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天气预报，都应报道，多方面为读者服务。”“我们的记者不要机关化，不应秘书型，要深入接触社会，要善于独立思考，才能写出好的新闻稿来。”

　　司徒：记得在新闻部的一次会议上，邬维梓一口气出了好多题目：茶楼里提着铜水壶给茶客倒水的“茶博士”，红线女为什么有那么多皮鞋，手术台上的见闻，等等等等。我就跟着蔡妙影到省人民医院看了一台低温麻醉条件下的心脏手术。

　　杨：刘逸生是着重研究副刊的，他确信办好两个副刊，将会成为《羊城晚报》的一大特色。这就是：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开设一个文艺性副刊，主要是发表文学和美术作品，也发表文艺评论和学术性文章。与此同时，还应办一个综合性副刊，熔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于一炉，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无所不谈。刘逸生为了筹办这个副刊，一下子就设想了二十多个栏目的名称。同时，我和他还去拜访省文史馆副馆长胡希明，请他撰写历史章回小说《红船英烈传》，他欣然答应，使得《晚会》版从创刊之日就能够开始连载。

　　陆玉、陈眉是着重研究国际国内电讯版的。为了配合时事宣传，他们设计了《坐游祖国》和《时事走廊》两个专栏。后者逢星期天还扩大为几乎整版的专刊，以深入浅出的文字，提供新闻背景材料，包括当天电讯中有关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等。当时我们曾经议论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正在不断提高，而广大群众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却不大明了，晚报自应在这方面帮助读者增广见识，把视野扩展到全世界去。

　　司徒：《时事走廊》是当时相当受欢迎的一个栏目。这里不能不提到马锦炽。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负责编辑这个专栏，其间有不少“发明创造”，章回体的“时事演义”就是其中的亮点。

　　杨：我们还议论过：我国解放之初，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在报刊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号召全党重视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批评监督。《羊城晚报》当然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我们想到：除了正确地选择典型事件在报纸上进行揭露批评外，还可以有人民群众相互之间的和风细雨的批评。于是有了《五层楼下》小栏目的设想（“五层楼”为古建筑“镇海楼”的俗称，在广州越秀山上）。

　　我们还议论到：广州各阶层人民都喜欢观看足球和其他体育赛事，晚报何不开辟一个每天报道体育活动的专栏，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还有，广东毗邻港澳，关系十分密切，晚报何不开设一个专登港澳新闻的专栏呢……

　　司徒：关于《五层楼下》和《港澳新闻》，有两段“古”你可能不知道。我调到晚报后，最初被分配到新闻部（这个部负责广州市新闻版的采编工作），跟邬维梓学编《五层楼下》。

　　我问邬：“五层楼下的编辑方针是什么？”邬答：“没什么方针，都在我的肚子里。”碰了一鼻子灰。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从他甩给我的一大堆读者来信里，编了十多条稿子交差。他眼睛“扫”了一下，随手拿起红笔，在稿子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

　　还有一段“古”。有一天晚上（那时白天上班，晚上经常要加班），李超同志把我叫去，递给我几份香港报纸，要我“炒”几条港澳新闻。天啊，在这之前，本人不单不知道香港澳门是什么样子，连香港报纸也没看过。如此这般，好不容易“炒”出来的东西，它们的悲惨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

　　杨：哦，想不到你还有过这样的不幸遭遇。锻炼锻炼嘛！你后来编稿不是“得心应手”了吗？

　　司徒：俱往矣，还是言归正传吧。

　　杨：筹备小组经过多次商谈，又开过五次会议讨论之后，由我综合大家的意见，写成了两份文件：《关于羊城晚报的方针、组织机构等问题的建议》，《关于羊城晚报版面安排的初步方案》。8月25日，我将这两份文件送给总编辑李超审定。

　　9月1日，南方日报编委会讨论了《羊城晚报》筹备小组提交的上述两份文件。

　　9月3日，南方日报编委会向中共广东省委送交了《关于出版晚报问题的报告》。

　　9月9日，南方日报编委会代省委宣传部起草了送交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筹办〈羊城晚报〉的报告》。

　　9月10日，中共广东省委正式发出《关于出版〈羊城晚报〉的通知》。

　　于是，9月13日，《羊城晚报》编辑部召开了首次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所谓全体，只不过30多人（当时的编制只有48人）。总编辑李超在会上作了关于《羊城晚报》方针等问题的报告，擂响了南方日报社出版《羊城晚报》的战鼓。

　　司徒：听说，当时的发行工作也碰到不少障碍。为了闯出一条生路，我们在当时全国报纸中首创“自办发行”的新路子。

　　杨：是啊，自办发行这条路子是给逼出来的。“狗急跳墙”嘛。

　　《羊城晚报》出版方案确定之后，南方日报社发行科把省委出版晚报的决定通知广东省、广州市邮局时，对方的回应是时间仓促，准备不及；投递员人手不足，下午派送晚报有困难。几次商谈，毫无结果。为什么？问题主要是：解放以来，我国照搬苏联办报经验，采取“邮发合一”制度，规定由邮局负责报纸的发行工作，从印刷机印出来的每一张报纸，都要交给邮局发行。所以，非得与邮局商谈不可。我们鉴于省委规定不得用公费订阅《羊城晚报》（这是陶铸为了考验晚报是否真正受到读者欢迎。他自己是带头自费订阅的），又考虑到创刊初期要以零售为主，因而要求广州邮局在全市各条大马路都设零售点；但邮局认为办不到，又不愿招收待业青年作为临工。至于发行份数，双方分歧更大。我们计划印10万份，其中7万份发广州，3万份发省内各中小城市；但邮局认为充其量只能印5万份。报社增派洪文开主任去与邮局商谈，也无法达成协议。最后，我们迫不得已，只好打报告给省委，申请自办发行。报社一方面委托各大单位的“南方日报推广站”代为收订和零售晚报，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全市的报贩扩充人手，设点零售和沿途叫卖。与此同时，还在报纸上刊出广告，招收了50名未能继续升学的青年作为派报员，给他们每人配备一辆自行车，直接送报上门。就这样，《羊城晚报》一出版，便在全国首先冲破了“邮发合一”的框框。然而，自办发行两个月之后，当《羊城晚报》的日均销数已超过11万份时，邮局便向邮政总局和广东省委告状了，理由无非是报社违反“邮发合一”规定。在省委交通部召开协调会议时，我和洪文开出席。我在发言中不免有点火气，说：“目前广州还有不少人失业，到底是两碗饭三个人吃好呢，还是单靠邮局官式发行好呢？”最后，在交通部协调下，双方达成协议：邮局同意从报社招收的派报员中吸收一批临工；既由邮递员派报，也允许报贩零售；报社则从1958年元旦起，将《羊城晚报》全部交由邮局发行。

　　司徒：就像抽烟一样，时间长了会上瘾。几十年的编报生涯，“打标题”竟然上了瘾。时至今日，早已下岗了，看报纸的时候，往往还“情不自禁”地对一些标题评头品足一番。对于《羊城晚报》从试版到创刊的这一段，我“打”了一个这样的标题：《万事俱备只等“开机”六次试版一炮打响》。你看如何？

　　杨：这个标题倒很贴切，至于算不算优秀标题，那就得由读者评定喽！我要说的是：筹备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实如你所说：万事俱备。到了9月下半月，中心工作已转到试版方面来，全体编辑记者都斗志昂扬地进入临战状态了。

　　这时，陶铸为《羊城晚报》题写的报头，叫人送来了，并且告知我们，他要下乡去，试版的样报不用给他看了。

　　这时，黄文俞也为《羊城晚报》写好了《创刊的话》。这篇不到800字的发刊词，把晚报的宗旨以及它与两张日报的分工，都讲清楚了。

　　这时，广东知名作家已把自己的作品送到编辑部来，全国各地有些老作家也把自己最新的创作寄来了。茅盾为《花地》的题字，丰子恺为《晚会》绘制的版头以及沈尹默书写的“晚会”，也都由杨家文、江林妥为寄回报社了。筹备期间，我们认识到，要办好两大副刊，特别是要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争取全国名家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于是，派出杨家文、江林前往北京、上海等地，遍访著名作家，约请他们为《羊城晚报》撰稿。杨、江二人日夜奔波，不负所托，使得试版时不仅有了广东知名作家、学者的作品，而且把全国文艺界一批优秀稿件也拿到手。

　　所有这些，说明试版工作以至正式出版的主要条件都已具备了。

　　司徒：按理，试版我是参加了的，可如今，一点“现场情景”都想不起来了。而阁下当时是亲临前线的指挥官，试版的全过程，自是清楚不过。

　　杨：我清楚地记得，9月下半月，一共进行了六次试版。开头三次，主要是拼出不同稿件的版面来作比较，同时送南方日报社编委会审阅，看看所选的电讯、所发的文章、所拟的标题是否合适。最后三次试版，则是实地练兵，按照《出报标准时间表》的要求，发稿、排字、校对、拼版、印报，一个环节紧扣一个环节，测试整个出版过程存在哪些薄弱环节。

　　最紧张的是9月22日那天的试版。当天早上，从电台广播中听到广州中心气象台发布的紧急警报：强台风将在汕尾至宝安之间登陆。宝安和珠海之间的海面最大风力可达10至11级。内陆地区亦会有暴雨（按：后来风向风速有变化，实际上强台风迟至下午8时才在珠海南部登陆）。我们商量后，决定以此作为当天的头条新闻。除了分别发电话向惠阳专区、佛山专区沿海各县了解防风抢险的情况外，邬维梓还自告奋勇，带领4名记者，分头到广州海陆空交通有关机构以及大中小学校等单位进行采访。他们在现场写稿，用电话发回报社，由编辑人员综合改写，并逐段发到印刷厂排字。在前线后方协同作战下，终于把试版报印出来了，比规定出报时间只迟了10分钟。这天争分夺秒的试版，对于晚报这支新兵队伍来说，实在是一次难得的实战演习。

　　转眼就到了1957年10月1日。这一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周年的盛大节日，《羊城晚报》就在这一天诞生。下午2时20分，报纸印出来了！人们看到：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庆祝国庆的新闻：《首都今午五十万人大游行》以及《广州的狂欢队伍浩荡前进》；第四版还刊登了本报记者、特约记者自佛山、汕头、韶关、湛江、海口、通什等地发回的当地庆祝国庆的专电。这些报道，全是在上午采写、编辑、排印出来的。

　　当一大捆一大捆报纸从印刷车间送出来的时候，挤满在报社门口等候的报贩和报社雇请的派报员，立即行动起来。顷刻之间，“晚报―――晚报―――新出笼的《羊城晚报》―――”的叫卖声，响遍了广州市的大街小巷……

　　当天下午和以后一段日子里，我们不断地收到各行各业知识分子及其他群众打来的电话和写来的信，他们那亲切的关怀和热情洋溢的鼓励，使我们久久不能忘怀。

　　司徒：1957年10月1日那一天，为了保证《羊城晚报》创刊号不出差错，李超同志要我“坐镇”校对室，把好“最后一关”。因此，错过了上街卖报纸的机会。等到卖报纸的同志陆续回来了，发行科即时进行统计：当天《羊城晚报》印了11万份，实销数为8万多份。在报社的大门口，我看见李超、杨奇等头头兴奋地在议论，初战告捷的喜悦，在他们的脸上久久“定格”……

　　2007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辰86周年

　　注释【1】见羊城晚报社今年9月底出版的《与时代同行―――纪念羊城晚报创刊50周年》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