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南虎事件看组织传播中的权力角逐

        自2007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厅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向世界宣布陕西镇坪发现华南虎，至2008年6月29日陕西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所谓“华南虎照片”系假照片，这场为时二百五十多天、引起国内外数十家媒体持续报道、数百记者参与采访以及无数网民持久关注的国际性新闻事件，算是尘埃落定。面对如此技术低劣的造假照片，我们不仅要问科学的话语权是在何时何地变得软弱无力的？我们还要问，当传媒成为当代人了解世界的主要窗口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到底是事实还是伪事实？相对于如此技术低劣的造假照片，为了得到事实真相的我们，所付出的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公共的资源代价都未免太大了。综观整个事件经过，这其实是一场传播中的权力角逐，用没有硝烟的战争来描述也不为过。这种力量角逐甚至至今没有停止，比如法律的追问并没有因为一个迟到的政府表态而停止。

　　政府、专家、媒体、网民以及法律是出现在整个事件中的5种组织性力量。所谓组织就是人们为了实现特定目标，通过一系列活动与环境系统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形成相应结构关系的社会群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百多天来为了“打虎”而集结在网络论坛上的网民，为验证虎照而被邀请的6人专家组都是一种组织。组织的本质是权力和权利。自始至终，这5种组织都运用各自的权力借助大众媒体为事实真相而传播。而在政府、专家和网民这3个组织中皆存在有所谓“挺虎”和“打虎”两种声音，这就使得整个新闻事件的传播过程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面貌。

　　首先，农民周正龙说他拍到华南虎本应是个民间的个人行为。但当这个信息进入政府组织并开始上行传播的时候就埋下迟早要爆炸的虚假地雷。组织传播的理论指出，组织内的上行传播首先遇到的就是信息过滤的问题。就是说下级倾向于向上传播那些会加强他们的可信度和地位的问题，同时倾向于过滤掉使他们不利的信息，导致信息的可信度降低。可以说，从陕西省林业厅到镇坪县上下，为经济也好为政绩也罢，人人心中有个华南虎。他们要的只是“镇坪有虎”这个说法，要个虎啸就足够了。至于作为有虎之唯一证据的虎照的真伪，那实在是个应该被“过滤”掉的问题。甚至当镇坪县林业局野生动物管理站站长李评指出虎照有假时，他很快被告知不能再说这样不知趣的话。这种组织内传播的“告知”虽然是非正式的，但它同样是以组织系统自身固有的强制力为保证的。发现虎照10天后，陕西省林业厅即高调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以为这也就是以政府的名义告诉人们镇坪有虎，不过是没有用红头文件而已。岂不知正是在这里，他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学上的概念：那就是当虎照消息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通过大众传媒告知世界的时候，它就不再是组织传播而成为典型大众传播了。在组织传播中，遵循的当然是组织本位。在大众传播中，由于受众是在自由状态下接受信息的，受众并不承担非接受大众传播不可的义务，接受的主动权在受众手中，组织的既定意志和目的必须通过受众需要来实现。传播的目的再正确、内容再好，如果受众不相信，传播就不可能发生作用。因此，组织传播可以进行指挥、命令和灌输，大众传播就必须善于作舆论。你总不能下个红头文件让千万网民都相信你的周老虎是真老虎吧。

　　镇坪有虎的新闻发布会是整个事件的转折点。当政府组织也许还在为自己及时恰当地利用了大众媒体宣传地方、发展经济而得意的时候，大众传媒以及网络这把“双刃剑”第二天就为质疑而举起,“噩梦”就此开始。一种以组织形式出现在公众传播领域的权力角逐也正式形成。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二天凌晨，质疑声就出现在一些网络论坛。两天后，“色影无忌”论坛出现技术型打假，有网友得出“老虎是平面虎”的结论，有网友通过色温、闪光灯反光、拍摄距离、透视变换甚至线性代数方法来证明老虎是“平面虎”。从此，网络这个以互联网技术集结起来的组织，紧紧咬住陕西省林业厅推出的“周老虎”，如同对大地震遇难同胞不离不弃的救援一样，对虎照真相进行着不离不弃的追究，直至2007年11月16日，网友“小鱼啵啵啵”在“色影无忌”论坛中发帖，公布4张“年画虎”照片，直至陕西省政府承认“周老虎”原为假老虎。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媒体的报纸和电视与网络达成前所未有的紧密跟随和呼应，让政府组织为轻率利用大众传媒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同时，也有网友从技术角度分析“周老虎”不是“平面虎”，这就使得这起新闻事件的传播角逐变得极为复杂。

　　在这起新闻事件中，专家队伍是个耐人寻味的组织。现代社会是个职业分工越来越细密的社会，所谓专家便成为人们个人生活和公共领域越来越具有话语权的人群。当专家拥有话语权的时候，他的传播应该为谁负责？首先，专家还是不是知识分子？如果还算是知识分子，那么他的发言必须是独立的，必须为科学与真理负责，还应为良知和正义负责。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文明社会，作为知识分子的专家，其声音应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有力量的权威之一。在这起堪称黑色幽默的新闻事件中，专家队伍良莠混杂，专家的声音也由初期的政府附庸转变为独立有力的抗衡。虎照公布一周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傅德志在博客中用植物学知识分析指出周正龙的华南虎照片造假。一个野生动物的问题竟然由植物学家指出，动物学专家呢？老虎专家呢？按照政府官员的说法，虎照最初的专家组是“兽类专家”，那么这些分别以研究金丝猴、鼠类和鱼类为专业的“兽类专家”们的鉴定被植物学家怀疑是正常的吗？是什么让3位专家仅仅在传看了照片的情况下就出席新闻发布会？需要补办签字手续的新闻发布会是否可以参加？在这里，专家的声音其实已不具有独立为真理、为公众负责的意义，专家基本沦为政府权威的摆设和政治秀的道具。

　　让专家声音重新清朗起来的是在虎照发布近两月后。2007年12月2日，中国摄影家协会数码影像鉴定中心邀请了数码专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等各路专家对40张华南虎照片进行了鉴定，甚至还杀鸡用上了宰牛刀，特意邀请了“神探”李昌钰。在经过近两个小时的研讨之后，专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照片中的华南虎影像是不真实的”。网易全程报道鉴定过程。此次借助互联网进行的民间鉴定给政府传播带来相当压力，专家形象再次闪亮。2007年12月21日，陕西省林业厅宣布启动华南虎照片二次鉴定工作。令人慨叹的是直至2008年3月4日，林业厅长还对媒体表示，他们仍在寻找权威鉴定机构。那么我们的专家都到哪里去了？是不屑？是不愿？是不能？还是不敢？那又是为什么？无论如何，躲避都不是该有的态度。

　　事至中国摄影家协会数码影像鉴定中心的鉴定结果出来，实际上大家都明白“周老虎”是只假老虎了。那么，为何以网民为代表的公众舆论即使身处大地震的痛心中仍然对虎照事件穷追不舍呢？这与政府组织在组织传播中应有的严谨态度有关，与政府组织对自身权威的过度迷信有关。分析事件的前期，一方面是互联网不断出现的质疑，另一方面则是政府机构仍继续有板有眼地向上汇报，国家机构还积极给予反馈。就是说政府和民意显然是沿着相反的方向用力，不断传播关于镇坪华南虎的新闻事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政府会如此无视网上铺天盖地的质疑？如果政府能在新闻发布会后很快给出一个鉴定结果，如果政府信息部门能将网民声音传递给决策者，如果……也许事件远远不会造成对政府公信力如此重大的损失。促使“打虎”民意对“周老虎”穷追不舍的原因其实在于政府组织中出现的一系列不恰当的传播行为：

　　其一，“年画虎”出现后一周，陕西省林业厅还召开了一个闭门会议（会议是组织内典型的传播渠道，但也同样因被报道而成为大众传播），会议竟然还统一认为：镇坪存在野生华南虎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鉴定周正龙所拍照片和年画的关系并非林业厅的职责所在。

　　其二，虎照发布会是以政府组织为发言人进行的组织传播，就是该组织凭借组织和系统的力量所进行的有领导、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虎照质疑论战拉开后，几个主要政府官员都开设了个人博客。个人博客本是个人借助互联网开设的愿意开放的私人世界，是建立在公共技术平台上的私权媒体，其性质是个人而非公共领域的。但两位博主都以此为媒介，以政府官员的姿态积极回应虎照新闻事件并展开论战，过程中不时暴出充满个人激情和江湖气味的大话。网民完全将其声音看做是政府的声音，论战其效果如烈火烹油般把网民对政府的怀疑、责问以及对峙推向白热化。这时他们的个人博客实际上已经完全参与到大众传播里了。此行为看似维护政府，其实已表明政府组织传播局面已经失控。在政府这个严格有序化的人群里，他们的言论已成为政府组织的另一种声音，失去了作为一个严肃组织应有的协调统一的系统和有约束力的规范。想要一个失控和失去规范的传播再去产生力量显然是不易的。其三，3月6日，在虎照质疑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平台华商网的华南虎论坛被突然关闭。无论关闭出于怎样的背景和用心，地方政府始终没有做出任何解释。这就使得网民将此看成一种象征性的政府行为，看成是政府凭借权力对民意极大的蔑视和压制。此举不仅彻底激怒了参与论坛的人，而且还激怒了以广大网民为代表的大众，反向激起了大众把事件追究到底的参与热情。被解散的论坛很快就在另一个空间建立起来，而政府则处于更为尴尬艰难的境地。

　　对真相等待已久的人们把“周老虎”最终显形为假老虎看做是网民的胜利。笔者想说的是，在一个和平、文明、民主的现代社会，我们并不应该渴望人与人或组织与组织间的对立和斗争，不应该渴望所谓斗争之后的“胜利”。我们需要的是建立在正常传播基础上的沟通，是沟通之上的尊重、认识、渗透、合作和进步。一个和平、文明和民主的理想社会其实正是在各种权力相互推进、相互制衡、互相纠正、互相补充、互相完善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政府固然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但政府并不能因此而具有掌控公众舆论的“强大能力”。在政府组织之外，媒体、专家、法律、民众等具有同等的需要尊重的独立的话语权。互联网时代几乎是个人人都有发言权的时代。他们的声音也许高低不同，比如网民声音，也许每个人的谈论确实是“微力量、微内容、微价值”的，但他们与大组织的声音具有同等的传播“位格”，彼此不应有漠视与被漠视或掌控与被掌控的理由。而且一旦这些微力量一起针对某一事件的时候，它逼近真相的力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权力性的压制力量，任何一面居高临下的姿态都只会给彼此带来更大的敌对意识和普遍不满，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文明带来障碍。实质上，自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以来，网络传播已经显示出它监督组织权力的不容忽视的力量。在互联网这个信息技术的平台上，各种社会组织的传播力量都迅速成长，如重庆钉子户和厦门PX事件，政府正是通过这里呼应公众舆论而最终取得事件的公平、公正解决。华南虎事件本应在质疑初期就能正面回应舆论并就此端正政府形象的，但出于诸多复杂的原因，他们迷信政府权威，无视舆论放宽、倾听民意的主流价值，在大众传播领域和来自几方面的社会力量进行了一场类似皇帝新衣式的较量，实为失策之举。参考文献[1]凯瑟琳?米勒：《组织传播》，袁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2]丹尼斯?K.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3]教军章、刘双：《组织传播：洞析管理的全新视野》，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胡河宁：《公共危机中政府沟通的象征性意义》，见《今传媒》2008年第7期[4]胡河宁：《组织中的人际传播：权力游戏与政治知觉》，见中国首届人际传播论坛论文，2008年4月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艺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