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肖锋：《新周刊》的阶层观

        2008年，改革开放30年，“我们走在大路上”——有人步行矫健，奔完小康奔中产，奔完中产奔富豪；有人则步履蹒跚，被甩在社会富裕方阵之外。

　　大款跟大官组合／大官跟大腕组合／大腕跟大师组合……没钱跟没势组合／没势跟没声组合／没声跟没辙组合／没辙跟素质低能力差组合／素质低能力差跟下岗组
合／下岗跟上访组合／美女和豪宅放一块好看，窝头跟咸菜凑一堆自然，都有规律……（黄纪苏《我们走在大路上》）

　　一派社会学家称，中国社会结构已“断裂”（孙立平）；一派经济学家称，中国改革的共识已“破裂”。改革开放30年，没有人再坚称自己是改革派，也没有人自认是保守派，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说话，这没什么不好的。2008年两会上，当“首富”张茵呼吁为富人减税时，媒体呼吁要在一片批判声中看到宽容。

　　据此，有评论说，中国只有利益集团没有社会阶层，当前关键在于建立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制衡。然而，传媒和商家不这么看，他们早早地将“白领”、“中产”、“贵族”的身份标签贴到不同社会人群上。

　　中国是个“忽然”阶层化的社会，30年间，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或阶层标签可能几经变换，要形成西方成熟阶层社会的所谓“阶层共识”和“利益代言人”是困难的。这便是中国当下的“阶层之谜”。《新周刊》是这个谜团的解读者和炒作者。

　　中国阶层之谜：仿佛一幅快进的清明上河图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以“六阶级划分法”刻画出当时的社会版图。新中国成立后，“两阶级一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划分法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之后，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把手一挥——“富起来”！于是10亿人民开始了新财富路上的长征。社会结构随之发生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体性分化运动。

　　这场分化运动是划时代的。一个家庭在分化，一个班级在裂变，社会各群体间拉开了距离。人们终于明白“只有身份不同，没有财富积累”的社会一去不复返；人们还明白了，曾经高歌猛进的改革开放运动，对于不同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300年的路程，这个过程是压缩的、仓促的、冲突的，仿佛一幅快进的清明上河图。中国的新阶层化运动如同中国的城市化运动一样，充满缺憾，充满迷惑。

　　从“两阶级一阶层”到小资、愤青、中产、首富大合唱，中国阶层之变是最富人间戏剧色彩的演出。无奈，这样一个宏大而有趣的社会学课题却因种种原因被学界搁置了很长时间，只是近年才慢热起来。《新周刊》的阶层线专题，“阶层之谜”、“一个新兴阶层的兴起”、“忽然中产”、“伪中产”、“今年首富特别多”等意外而有预谋地补了这个“漏”。这些阶层“研究”（因极感性）却能得到汽车、地产等品牌商们的关注，《新周刊》人员多次被邀请去答疑或咨询有关产品目标消费群的问题。不能不说，这个“漏”补得及时补得好。

　　然而，作为传媒操盘人，对中国当下社会各阶层的划分充满迷惑。

　　一迷阶层划分是按个人还是按家庭。电影《心想事成》中，当资本家的大儿子给当工人阶级的父亲过生日，而依然当工人阶级的小儿子和当学生的女儿则一边冷嘲热讽，一边撺掇资本家哥哥多“出血”。短短30年就是这样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关系。中学同学聚会互递名片时，“哦，是经理啦！”“哦，是董事长啦！”“哦，当处长啦！”当然还有连名片都拿不出来的。一时间有“忽然阶层”的感觉，家庭阶层了，同班同学也阶层了。成熟社会的阶层划分是按家庭的，而中国家庭成员之间本身阶层就是分裂的。

　　二迷领导阶层之窘。2000年中国社科院陆学艺课题组推出了中国当今社会“十阶层划分法”：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这种将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与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同归一个阶层的尴尬结论，使中国阶层化官方研究一度禁声。因为“影响了安定团结”。

　　三迷为何多数人自认中产。中国社科院关于中产的调查显示，近一半受访者认同属于中产阶层。没多少人愿意被供到社会金字塔顶端，那是危险的位置；更没人愿意被打入庞大的底层，那是凄惨的境地。中产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再也没有比中产概念更模糊的了，也再也没有比中产更被传媒和商家滥用的了。

　　四迷身份标签频繁更换。改革开放让有些人“赶上好时候”，一生身份变换数次并且还在变。以万科董事长王石为例，其个人身份从复员军人、倒爷、创业者、中产再至富豪玩家，跳跃之大世所罕有。有些群体被传媒贴上身份标签后备感不适，如同新衣服或新鞋，不适是基本感受，比如中产，往往成为高消费、盲目崇洋的攻击对象。

　　五迷各阶层社会地位的不一致性。成熟的阶层化社会如同蛋糕，每一阶层安然分享着相匹配的权力、财富和声望。然而在中国，这三个指标在同一人群身上往往不一致。比如富豪，财富上层，声望下层，权力在逐步改善。又如，法院院长的职业声望可以高居第三位，不能不说这是中国特色的权力使然，那么，他们的收入呢，是否也匹配？

　　忽然中产，忽然迷局

　　改革开放30年，最有社会意义的事件是诞生了一个中产群体。传媒为之鼓与呼，大炒特炒以此为卖点。然而，说中国中产群体已阶层化尚早。

　　FT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在《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中得出结论：“中国中产阶级？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层缺失”的社会。

　　按西方社会学理论，中产阶级由从事白领工作的专业人士、管理阶层和行政阶层组成，相对于由蓝领工作构成的工人阶层。美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早在1940年，《财富》杂志在美国作过一项调查，就有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一词就是“普通族”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 “老百姓”或“收入普通者”，是富豪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中间过渡带”。

　　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1月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2005年的 5.04%扩大到45%。但许多中国人，包括收入在这个标准之内的中国人，并不认同这个标准。美国衡量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的起点也是6万元，但那是美元。

　　陆学艺课题组认为，2001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0%，如果按照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口的40%。

　　某些西方商业机构也加入了这种预测“大合唱”。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预测，到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总数将达到1亿户；美国美林公司预测，未来1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5亿人。

　　通常，“中间阶层”具有七项指标：1.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2.职业的工作、劳动方式：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3.职业权力：对其授权管辖的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调度、支配、控制权，对其上司及其业务安排，有一定的建议权、发言权；4.收入及财富水平；5.就业能力：主要指具有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水平、具有专业技术培训资历及掌握相应的职业专业技能；6.消费及生活方式：有能力支付其中等水平的家庭消费；7.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从传媒偏好上看，他们更偏向所谓新中产，与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等老中产区别开来。以《时尚》系列为代表，划分标准更倾向于生活方式派，消费模式和文化因素占了主导。如果一定要分门别类，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属于此派。布氏认为，在所谓大众社会中，不同阶级背景的人可以消费同一档电视节目，因而，基于文化资本的“品位”与权力和财产等硬指标同样重要。早期的马克斯·韦伯曾提出了有别于经济收入的社会地位概念，社会地位是指一个社会群体被赋予的荣誉或社会声望，通常又以生活风格表现出来，住宅、衣着、谈吐等，社会地位相同的人构成一个认同感团体，比如贵族虽然落败但仍是“儒雅的贫穷”，仍可轻看新兴工商阶层的“暴发户们”。

　　《新周刊》等时政传媒有别于时尚传媒，它们找到另一个关键词：冲突。如报道中产维权的“望京事件”、中产斗富豪的“海马围堵悍马事件”，以及围绕“愤怒的房子”、“油荒”的诸多话题。美国的1900年代是以新兴中产阶层反对权贵垄断集团开始的。100年后，中国开启了类似的阶层运动。没有冲突，阶层是形不成的，因为没有共识。

　　时政杂志认为，要善待“忽然 ”形成的中产群体，“中产乃社会的稳定器”。他们作为高层与底层群体之间的缓冲带，可以起到政治稳定作用；他们代表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主张理性、建设性，可以起到稳定思想的作用；他们作为消费潮流的主体，可以保障社会庞大的消费市场，可以起到经济稳定作用。

　　中国中产群体有着从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到安定社会、维护政治稳定的作用。然而，这个群体是脆弱的、相对被剥夺的、备受左派攻击的，他们随时有被分化、堕落（向下流动）的危险。一句话，中产是未来中国的晴雨表。

　　所谓富豪：表面风光、内心恐慌的大狗们

　　前苏联作家涅克拉索夫名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转换成中国语境就是“谁在中国能过好日子”。社会分层研究的核心命题就是“谁得到了什么？谁是怎样得到的？”

　　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以美元计算，截至2005年底，全球百万富翁家庭数量达到720万户，其中中国拥有25万户。中国的百万富翁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及东南沿海城市。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的财富。

　　然而，中国的百万富翁“在中国能过好日子”吗？答案是否定的。《南方周末》的富豪调查显示，这一群体具有相当的自危意识和生活不确定感。报纸等传媒造成的社会印象是，名声最差的群体却享有社会最多的财富。社会学家将之归结为富豪社会地位的不一致性。所以，他们不会萌生被期望的慈善心肠，很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一起致富”。用任志强的话说，你别指望社会上被骂最多的群体为穷人盖房，别指望他们一朝良心发现，于是房价下降。这一群体也是民众愤怒的靶心。2008年“两会”却揭示，地价及各项税费占去房价的一半，而此前，富豪和地产商是因高房价被炮轰的主要对象。

　　早在2002年，网络上就流行着一首打油诗叫《农民的困惑》，以一个中国农民的口吻对城里人说：俺们刚吃上肉你们又吃菜了/俺们刚娶上媳妇你们又包二奶了/俺们刚吃上糖你们又尿糖了……《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台词不无揶揄地说，“共识破裂？——没有啊？他雇人灭我，我花钱铲他，都想一块去啦！”这都是贫富乱象的种种表征。中国已出现强弱分野的阶级对立（学者孙立平）。让社会空气湿润一点（企业家柳传志）。

　　2008年，80%的国际奢侈品牌都已进入中国，有评论用“未富先奢”来形容乍富起来的中国富豪。被称为“大狗”的中国富豪们处于“人人羡慕、人人喊打 ”的境地。“富人”，在这个名词中似乎永远带着原罪胎记。衡量一个阶层的社会地位，仅财富一项是不够的，还有附着其上的权力和声望。与富人的财富相比，其权力和声望严重不匹配。富人及其追随者成了嘲笑的对象。电视连续剧的秘诀是——永远不要同情有钱人，这样才能好卖。

　　以《新周刊》为代表的时政期刊在对待富人群体的态度上是亦贬亦推的，因为代表中产反权贵垄断阶层所以要贬，又因为富人是中国致富的火车头所以要推。传媒无法站在一个纯粹价值中立的立场看待富人，其间的微妙颇值玩味。

　　从上行社会到下流社会

　　“向上奔”和“老赶”是新中产的两个基本特征。美国专栏作家Paul moony赞叹，他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学生、农夫、职员、CEO、学者、科学家甚至妓女，都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烈的进取心。

　　这种全民驱力使整个国家步入一个上行社会。《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中有一个重要结论“中国社会的职业结构正在渐趋高级化”，1978年以来，中国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即在职业结构的总量中，低层次职业(生产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比重下降；而中层职业的比重则增加了。中高层职业人员30年来呈持续增长趋势形成“向上流动的潮流”。

　　社会学家邓伟志世纪初主持的一项调查表明，61%的上海人“愿意和比自己阶层高的人打交道”。你不得不承认，在一个“上行的”社会结构中，势利是其必然产物。所以，你只能铆足了劲儿向上奔，如果你还想出人头地、占个好位置的话。

　　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建立在公平性原则基础之上，即每个人都有公平的上行机会和通道。人人都有上升空间，而不必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像防贼般防别人致富。在新一轮奔富大合唱中，市场是教练，而新兴阶层无疑是领唱者。中国的致富大军将以此雁行方阵前行。正如胡润所言：“这是一个呼唤财富英雄的时代。”

　　社会学家陆学艺预言，中国将进入现代化的瓶颈——未来6～8年（2012～2014年）中国职业的高级化将有飞跃式提高；到2020年，中间阶层的比率将由现在的15%上升至25%，而农民由目前的70%下降为25%。这只是理想状况。阶层高级化受阻的可能性极高。社科院的研究结论之一是“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比平常人高两倍以上”。而更大的社会流动障碍在户口、教育、就业等方面，农民成为最大受损者。中国人习惯通过对子女的教育来培养下一代社会精英。然而由于社会关系板结化，各阶层之间的流动越来越小而成“定型化”（孙立平）。

　　近年来，吴敬琏等经济学家提醒要警惕“权贵经济 ”，警惕“混合体制”的合理化，称今后30年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保护垄断和特权的混合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当下要“还产于民”（陈志武），政府不要与民争富，垄断部门不要绝了民众创业的上行通路。这样才能保持上行社会的势头。否则，“下流社会”即将来临，中间陷落，堕入M型社会，日本社会的教训将在中国重演。

　　标签论：传媒们的阶层社会学

　　地产商为代表的商家和传媒对中产的热情远胜于学者。夸张地说，是地产商划分了中国社会阶层。“富豪别墅区”、“白领社区”、“中产花园”、“小康之家”等，的确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道城市图景，虽然有时是伪图景。就如所谓中产不过是《新周刊》揭示的“伪中产”。

　　《新周刊》从提出“阶层之谜”到“忽然中产”，心里明白一个群体被称作什么只是个社会标签而已。文革时期的社会标签是按斗争哲学划分的，它确定了该斗争谁；现在传媒则按时尚原则行事，确定了该忽悠谁。

　　不过标签论确实会影响人的行为。早期的印度电影《流浪者之歌》揭示了这个过程，说你是小偷你就真的成了小偷，这完全是传媒代表的社会压力使然。中产、白领、贵族等标签就能构成某种社会压力而影响人的行为。

　　中国真的有阶层吗？行文至此，本人还是要这样发问。所谓中产，不过是机会主义者罢了，他们对抗权贵又巴结权贵，一边骂地产商一边狂进地产股。其特征是“ 政冷经热”，当前哪个中国社会群体不是如此？还有那些被称作“大狗”的富豪们，更是缺乏统一品行。好比港富，厮混于香车美人的刘銮雄跟每天坐地铁上班的田家炳大异其趣。就说国内地产界那几条腕儿吧，公众派王石没少游山玩水，不耽误万科成为“最受尊敬企业”和“企业公民”；死硬派任志强却像个苦行僧般作地产研究，声称“为富人盖房”的华远却盖了不少经济适用房；作秀派潘石屹内心似老僧般恬淡，远没有表面上的洒脱。各异其趣，他们显然不是一路人马。

　　那么，时尚杂志们、《新周刊》们给中产或富豪贴上标签，告诉他们是怎样的人，该如何穿衣打扮如何买车，只能是一个目的：哄广告商的钱。如果标签理论应验，他就真按被赋予的角色行事了。北京禁止炫富广告，什么“奢华”、“顶级”、“贵族”，富人原本一介草根，如果真有了“贵族”的感觉，也是传媒忽悠的。

　　还是传媒的归传媒吧。《新周刊》这类传媒所作阶层“研究”的价值，一方面是填空，阶层研究本身是个说不清的领域；另一方面，与其看学者抽象的统计数据，不如看鲜活的杂志文本。这也是为什么学者们反过来求助于传媒素材的缘由。广义地讲，《新周刊》这类杂志要想办得下去就得瞄准中产话题。

　　结　语

　　人类历史存在过的四种社会制度：奴隶制、种姓制、等级制和阶层制，只有到了市场经济发达后社会才可说步入阶层制。

　　中国现行社会结构是“洋葱头”形、“哑铃”形还是“金字塔”形？只要阶层流动机制不发育，社会结构永远不会“好看”。中国慈善机制和中产阶层的缺位，成为当下构建和谐社会的两大体制缺陷，或可称之为中国奔向现代化社会的先天不足。

　　政策层的六字方针“提低，扩中，调高”，具体表述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六个字好写，却很难办。因为中国的阶层化运动会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利益。传媒将继续充当贴标签者，因为有了合适的标签，社会才会继续上行。

　　（作者为《新周刊》总主笔）